鸟啼花落，皆与神通_东方快讯

吴思敬简介

吴思敬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《诗探索》主编。曾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。享受国务院颁发的“政府特殊津贴”，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授予的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。主要学术著作有：《诗歌基本原理》、《诗歌鉴赏心理》、《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》、《冲撞中的精灵》、《心理诗学》、《诗学沉思录》、《走向哲学的诗》、《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》、《吴思敬论新诗》、《中国当代诗人论》、《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品格》、《文学原理》（主编）、《中国新诗总系·理论卷》（主编）、《中国诗歌通史》（与赵敏俐共同主编）、《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》（主编）等。

鸟啼花落，皆与神通
吴思敬

袁枚《续诗品》中有一首《神悟》，其中有句云：“鸟啼花落，皆与神通，人不能悟，付之飘风”。袁枚认为，“神悟”这种本领不是一般人都具备的，能有这种悟性的只能是诗人。无独有偶，袁枚的看法在一些西方诗人和艺术家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。俄罗斯诗人巴拉廷斯基曾这样描写歌德：“他和大自然呼吸同一的生命，/懂得小溪的潺潺，/听出树叶的低语，/感觉小草的滋生；/他精通星辰的书，/大海波涛和他密谈。”（巴拉廷斯基：《吊歌德之死》）。别林斯基在论述莱蒙托夫诗歌的时候，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：诗人，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就比别人更透彻地懂得自己和宇宙万物的亲密关系以及血肉联系；当他是一个青年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它们的无声的言辞，它们的隐秘的私语，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语言……他是一种富有感受的、易受刺激的、永远积极活跃的有机体，只要和外界稍微接触一下，就会迸发出电火花来”（《别林斯基选集》第二卷）。法国画家霍安•米罗则这样谈自己的亲身体验：“当我观察一棵树时，一棵在我家乡卡塔洛尼亚很有代表性的树，我就感觉到它在跟我谈心，它似乎也有眼睛，人们能同它谈话。一棵树能通人情，连一颗小鹅卵石也是如此”（《霍安•米罗访问记》）。
袁枚所标举的“神悟”，以及在西方大诗人、大艺术家身上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相契合的现象，是诗人所独具的一种心灵禀赋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过：“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。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严羽所说的“别材”、“别趣”，其实主要也就是指诗人所具有的独特的悟性。
这种悟性从哪里来？从根本上说来，要求诗人是个冰洁玉清，内心怀着炽烈的爱的“处子”，要葆有一颗纤尘不染的童心。真正的诗人都是“自然”的儿子，他总是怀着对自然的深情，用人的眼光、人的感情来看待自然。他胸中充溢着一股爱的暖流，就像生命源泉中流出的小溪，在潺潺流动，一遇到阻隔或被风吹动，便会泛起层层涟漪。从心理学上说，在主观与客观最美妙契合的刹那，在潜意识中酝酿已久的思维成果就会一下子涌现到意识世界中来，如同电光石火般照亮人们的思路，闪现出一些奇思妙想，这就是所谓“神悟”了，透过这种神悟，诗人就能够见微而知著，能从“梅花开时雪正狂”想到山花烂漫的春天，能从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觉出即将到来的狂飚，能从一般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美，发现诗。
然而这些年来，在中外大诗人中屡见不鲜的“神悟”现象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诗歌叙事性写作浪潮中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、被遮蔽了。一些诗人把诗歌写作等同于生活现象的实录，还有人标榜自己的写作的诗歌是“日记体”，于是生活中的一些七七八八的琐事也就唐而皇之地写进诗中，枯燥乏味，无聊，无趣，倒了读者的胃口。须知日记是日记，诗是诗。日记是天天可写的，诗的灵感却不是天天都能降临的。在诗情袭来的时候，可能在日记中写出一首诗；但寻常的日记内容，即使分行写下来，也不可能是诗。为什么？就是由于在这类作品中缺的是诗人对诸种生活现象的悟。
还有些诗人是受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。法国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有个有名的说法：“抛弃关于深度的古老神话”，在他看来，“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，也不是荒诞的。它存在着，如此而已”（《未来小说的道路》）。阿兰•罗布-格里耶强调物是客观存在，物就是物，不存在什么物我一致，物我同心。要求作家从一个事物的不同角度对事物做客观的记述，而不作任何解释。至于作家写了什么，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好了。他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写的小说，被称作“客体小说”。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观点传入中国后，受到部分先锋派诗人的激赏。阿吾等推出的客观呈现生存环境的“不变形诗”《对一个物体的描述》，杨黎的《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》等便是受阿兰•罗布•格里耶的影响写出来的。现在看来，这些作品除去在先锋诗歌史上留下了实验性写作的痕迹外，作为诗歌创作的模本，已很难得到读者的认同了。
最后，再说两句。凡人做诗，一题到手，必有一些供给、应付的套语，如老僧常谈，不召自来；也必有一些寻常的意象、琐碎的事物，奔涌到笔下。若诗人必如谢绝泛交，尽行麾去，心精独运，自出心裁，才能写出佳作。诗人不写则已，要写就要让作品有独自的神思，独自的面貌，独自的风采，所谓“不践前人旧行迹，独惊斯世擅风流”。而要做到这点，需要诗人多方面的准备，其中尤为不可忽视的，便是面对“鸟啼花落”等日常景象而引发的神悟。

2025年7月10日
（原载《羊城晚报》2025年7月24日）
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序言

吴思敬
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的两位对话者，都是我十分热爱的学者和诗人。他们著作等身，杜书瀛先生是著名文艺理论家、美学家，邵燕祥先生是著名诗人、杂文家。他们的对话自然会随时爆起灵感的火花，引领读者进入一片思维的新天地。邵燕祥由于身体原因，后来不能再一一作书答复，但杜书瀛此后的论诗书也并非单纯的心灵独白，他依然是有明确的对话者存在的，这是基于杜书瀛与邵燕祥几十年的友谊，基于杜书瀛对邵燕祥人格、思想以及诗学观念的全面而深刻的认识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的新诗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，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，中国古代文论的转换与借鉴，不断推出的“新理论”、“新观念”、“新方法”，再加上所面临的不断变换的诗歌新格局与生态环境，使这些年的新诗理论与创作界呈现了一种蓬勃发展，但又众说纷纭、矛盾抵牾的混乱局面。因此，目前亟需用科学观念来对新诗理论与创作的现状予以反思、清理，以促进新诗理论与创作在新时代的健康发展。
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。这是一部谈诗的书，围绕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当下诗坛状态而展开，作者试图改变以往理论文字那种面孔冷峻、不苟言笑的呆板文风，故采用了书信体，两位对话者均以活泼的语言，娓娓而谈，由此既可以见出两位老友之间几十年的感情，又可以看出他们共同的对诗歌的热爱，以及对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认识。作者有明确的问题意识，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针对诗歌理论与创作的中的问题，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。作者的创新性思维涉及到关于诗歌的基本特征、关于诗歌发展方向，关于百年新诗史、关于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等方面，作者既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，同时也对当下诗坛存在的“晦涩”、“读不懂”、“贵族化”、“神秘化”、“朦胧诗”、“第三代诗”、“知识分子写作”、“民间写作”、“下半身写作”、“打工诗歌”、“底层写作”、“机器人写诗”等敏感而富有争议的问题，表示了自己的看法，这有助于廓清诗歌理论界与创作界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与片面观点，对新时代诗歌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。
本书的一大特色是鲜明的思辨性与敏锐的艺术感觉的交织。作为著名的美学家与文艺理论家，杜书瀛熟悉中外美学史和文学理论史上的主要理论与流派，善于从理论高度，对当下诗歌理论使用的“诗歌”“象征”“隐喻”“韵律”“节奏”“象征派”“格律派”“朦胧派”等概念做了认真的疏理与辨析，并对相关术语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的界定，显示了出色的思辨能力，这一点早已被学术界所认知。不过，杜书瀛的另一重身份，即诗人身份，在这本《宅居谈诗》出版前了解的人恐怕还不多。其实，在诸种文学形式中，杜书瀛最爱的是诗。他说：“我一生虽然不主要研究诗，但我一直关心诗，热爱诗，也读了不少诗，直到今日耄耋之年仍然乐此不疲。（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）。杜书瀛不止爱诗、读诗，而且还写诗。他把诗歌看成是抒发内心情感，排解胸中块垒，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方式，写诗不求发表，有的藏之箧底，有的则在书信、邮件中与朋友互相交流。我曾有机会读到过他自称“打油”的诗作，实际是非常认真的书写，无论直抒胸臆也好，借物喻人也好，写所见所闻也好，全发自内心，亲切感人，而非游戏笔墨。他诗歌的最大特点是“真”，抒真情，说真话。他的《我只是一个老鸡公》不只是自白、自嘲，更把自己的主观情思附丽在“老鸡公”这个意象上：“当黑夜/即将逝去/我仍会按时报告天明/但我/无资格以此居功/也不值得别人称颂”。他另有题为《三条小溪——赠三个女孩》的一首诗，来自于一次会议中与三个女孩的接触，写得清新活泼，用小溪的意象暗示女孩：溪水的清澈暗示她们的纯洁，溪水的流动暗示她们的活泼，溪水的歌唱暗示她们的情怀。全诗就像溪水一样灵动、透明、清亮，这三个女孩就在她们生命最美好的时刻被定格了，成为诗美的结晶。长期的诗歌创作实践，使他的艺术感觉分外敏锐，诗的悟性更强，所以在他品评诗人诗作的时候，会“眼逢佳句分外明”，写起文章来会笔锋常带感情，议论切中肯綮。
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对诗歌评论文体的创新。杜书瀛曾写过一本书《从“诗文评”到“文艺学”》，这是从理论角度对古代“诗文评”到现代“文艺学”进行的系统探索与研究。作者认为，体系总是试图给人一套规范式的东西，这套东西经常管制着人家，成为所谓知识-权力结构。而中国的“诗文评”，很少有类似西方的“体系”，中国诗学更多的是点评，其特点是要言不烦，一语中的，直击要害，点到为止。《宅居谈诗》则是他继承古代“诗文评”的传统，改变文风的一次实验。《宅居谈诗》没有宏大的结构，没有复杂的层次，就是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写下来，每封信大致谈一个主题，一封信谈不透，下一封信可以接着再谈。他明白“话需通俗方传远，语必关风始动人”，他要的就是那种活泼泼的，为读者喜闻乐见的“亲民”文字。这种继承古代“诗文评”传统的写作趋势，到近期所写的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和《读王单单〈花鹿坪手记〉手记》就更明显了。以《读路也》的写作过程为例，我先是在邮件中分期分批地向杜书瀛转发了路也的诗，他边读边写下札记，然后我把杜书瀛的意见转告路也，再把路也的意见反馈给他。后来我则把路也的联系方式给了他，让他与路也直接对话。实际上，《读路也——与吴思敬论诗书》这篇精彩的诗歌评论，正是运用“诗文评”的方式解读当代诗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。
比起一般读者，我是比较早的就读到了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的最初文本的。越读越爱读，不仅作者所讲的诗学理论、所做的诗人评论深得我心，而且我也深深感到杜书瀛以耄耋之年写出此书，他不只是谈诗，其实也是在谈怎样做人。“诗乃人之行略，人高则诗亦高，人俗则诗亦俗，一字不可掩饰，见其诗如见其人”（徐增：《而庵诗话》）。最近几年，我们经常互通邮件和电话，使我更透彻地了解了他的内心和为人。2021年9月24日，他给我转来巴金的一篇文章，并附了一段他的感想，他说巴金“说的是觉悟之言，是真心话。对我们、特别是对我，是非常有用的话，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。而且我也与巴金有同样的感觉。只是我同他在文革十年觉悟的过程是不大一样的。十年文革，我第一年造反，是彻底的‘奴在心者’（以‘奴在心者’的心，走错误的路）；等到后面的九年挨整乃至自杀未遂时，我才渐渐觉悟了，残酷的现实教育了我，我的‘心’觉醒了。当‘心’觉醒之后，倘若今天有人企图让我回到‘奴在心者’的状态时，我是绝不干的——也不可能回去了。回不去了。我的那篇《说自己的话》（发表在《随笔》），就是我走出‘奴在心者’之后的写照。也许我还不够彻底，但我基本上是‘自己’了。对谁，对什么事情，我在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再也不盲目跟从了，再也不迷信了”。杜书瀛是至诚君子，他说到做到。就以《宅居谈诗》的写作而言，他评论了从新诗草创时期的胡适，到当下最活跃的青年诗人，也涉及了许多敏感而有争议的热门话题，他所持的原则是说自己的话，既不想去讨好谁，也不想去为难谁，不遮遮掩掩，不吱吱唔唔，有好说好，有坏说坏，不做违心之言。读他的文章，你会感到很自然很痛快，支持什么，反对什么，一目了然；而不像当下的某些诗评，用一连串的引文，外加密密麻麻的注解，疙里疙瘩，貌似高深，却是云山雾罩，不知所云。这里还要特别提及的对年轻一代诗人的态度。作者既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探索，又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之处，既不去“捧杀”，更不去“棒杀”，而是表达了一位前辈作家对后代诗人的温暖关怀与殷殷期望。
我曾在《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——邵燕祥诗歌研究论集》的序言中，引用过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讲的“金蔷薇”的故事，称“邵燕祥就像这位巴黎清洁工，但他收集的不光是尘土，还有他的苦难，他的血泪。他把这一切凝结在一起，打造成了诗的金蔷薇，献给他终生热爱、不离不弃的祖国和人民。” 杜书瀛是邵燕祥的知音，在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书》中对邵燕祥的诗歌和为人做出了崇高评价，并视他为“排在第一位的我最尊重的朋友”。在我看来，杜书瀛本人以他博大的爱心、独立的人格、卓越的学识同样赢得了朋友们的友谊与敬重。为此，我把凝聚着杜书瀛心血的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燕祥》书》也看成是他献给祖国、献给新时代诗人的珍贵礼物——一朵金蔷薇。

2022年10月22日

（原载杜书瀛著：《宅居谈诗——致邵菩祥书》，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版，
另刊于《文艺争鸣》2023年第7期）

责编：安娟英